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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为了纪念因抗日在山西辽县壮烈牺牲的军事家左权，辽县被更名为了“左权县”。不久，当地一首经久传唱的《左权将军》横空出世。

左权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微小的名字，但他却切实地曾照亮一个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比历史课本上的“符号样象征”的左权，真实的左权血肉丰满，有着无数超乎常人想象的闪光点。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5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留学苏联，是真正学院派将领。在当时的中国，他的军事理论无论是在实战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属于数一数二。

相比其他军事将领，他的出身可以称得上寒微。

左权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家世代以种田为生。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女儿，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左权出生一年后，醴陵一带闹饥荒，于是，为了活命，左权母亲不得已带着他四处乞讨。

左权两岁时，父亲便因积劳成疾而在贫病交加中辞别了人世。从此，左权便成了单亲、贫困家庭的孩子。

都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因为承受不住失去儿子的打击，左权的祖父母相继过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左家的大厦已倾。危难之际，中年丧夫的左权母亲不得已撑起了左家。

为了让五个孩子活下去，左权母亲每日起早贪黑地忙碌，她变得不爱说话，她的脸上渐渐也没有了笑容，取而代之的抚不平的皱纹和满脸的愁容。母亲年30岁这年便驼了背、弯了腰、生了白发，看着母亲过早苍老的模样，左权心里难过极了。

为了帮助母亲，6岁开始，左权便在家乡附近的黄猫岭、大王山、桃子坡一带拾柴、放牛、打猪草、干农活。

过早承担家庭负担的结果是，小左权明显发育不良，他看起来非常瘦弱，可他的眼神却日益清亮，他的内心也因过早承担重压而变得早熟起来。他一心想让母亲和家人不再忍受贫穷饥饿，这种愿景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他的心里。

少年左权

幼年成长过程中，左权叔父左铭三对他的影响极大。左铭三是一个正直、爱国的青年，也是醴陵当地有名的学者。早在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他就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他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提倡拥护共和，在他的影响下，小小的左权便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思考。

也是在叔父的影响下，左权知道了“知识改变命运”六字，他隐隐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孩子，是可以靠知识去改变贫穷命运的。

9岁那年，左权在左铭三的影响下考取了陈家冲私立成城小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名叫醴陵县第八国民小学。该学校设有国文、算术、常识、歌咏、体操、手工等课程。比起私墊的“之乎者也”来，左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在国民小学求学时，左权一边帮助母亲做农活，一边刻苦学习。他比谁都知道，他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也正因此，他在上课时总是竖着耳朵，生怕自己遗漏了一个知识点。

1919年，新文化运动爆发那年，左权进入高等小学。这也意味着，他求学会面临更大的艰难。当时，他家离学校相隔十余里，为了准时到校，他每天得早早起床带着中饭走路去学校。

可即便如此，左权也总能准时到校，在学校，他的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为了早早回家给母亲干农活，回家路上，他有时会用跑的方式。

1922年，左权在叔父左铭三等的资助下考进了醴陵县立中学。在县中一年多时间里，除在学业上大有长进外，还开始了寻觅通向光明道路的探索。

在这里，左权遇到了他一生的挚友：同学宋时轮。宋时轮比左权小两岁，但他很早就接触了革命，他还是后来的开国上将。

在宋时轮的影响下，左权也秘密加入了革命党。从此，两人经常私底下与地下革命党一起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24年底，18岁的左权和宋时轮等考进了广州陆军讲武堂。从此，他便也离开家乡、告别母亲踏上了求学之路。左权挥泪告别母亲时绝想不到，这一别后，他竟再也未曾回到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青年左权

不久，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左权就这样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成了在编学生六队的学员。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是当时的顶级军校，而且学校里思想氛围极其自由，军校训令中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在这样的氛围下，左权认真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三民主义浅说》，也包括《苏联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等。可以说，当时的黄埔充斥着浓厚的革命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左权的思想像一颗小树苗一样快速茁壮。

1925年，左权联合其他进步军人建立了左派组织，左权还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北伐的先锋。

黄埔毕业后，因为在东征中表现优异，左权得以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学习。这所学校是苏联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校，也是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和集团军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

在这里，左权如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军事理论知识，每次上课，他的课本上总是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每次考试，他都非常优异。在这所位于莫斯科的顶级学府，左权结识了刘伯承等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和刘伯承后来还合作翻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等书，这些书后来还被红军作为基本教材。

留学苏联期间，左权与一位留苏女同学恋爱了，可不久，因为所谓“浙江同乡会”一案被牵连，女同学为自保急急地与左权分了手。

这段感情对左权的影响很大，它竟直接导致他在此后十多年里一直单身。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政权和红色政权两两对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始开展武装斗争，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在这种背景下，左权、刘伯承等提前被召回了国内。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左权已经25岁了，此时距离他最初离家已经过去了7个年头。

这年，他在回国后写给母亲的信里说：“母亲，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与长兄，我将全力奉献革命。”

从这封信也可看出，当时的左权做好了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准备，为了革命成功，他宁愿舍弃自己的小家。

不久，左权受命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他一直坚持将所学的知识和当时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他还执行了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技术，他的军事主张很大地减少了王明、博古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对红军的影响。

毛泽东曾多次夸赞左权，说他是“吃了洋面包而消化了的”。

1933年，左权任红1军团参谋长，他的到来，让林彪、聂荣臻等大喜。在此后的红军长征、直罗镇战役、红军东征中，左权以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获得大家的认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可此时，左权已获悉：他的家里遭受了大的变故，现在是左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原来，此时左家的顶梁柱、左权的林哥不幸去世了，而叔父的年纪也已经大了，左家陷入无人支撑的窘迫状况。

左权女儿和家人

于是，左家人不得已给左权写信，希望他能回家主持大局。当年9月18日，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在匆忙中给叔父左铭三写信回绝了他们的请求，他说：

讲完这句后，左权在简单讲述了抗战中我军作战方针后说：

写完信后，左权急急地奔赴前线。

几个月后的12月，左权因担心家里的安危，再次在山西省晋南地区的洪洞县，提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家书。在信里，她写到：

在这封信里，左权将自己必须留在战场的原因详细讲述了，他恳请母亲和家人克服困难并理解他的选择，他还承诺：他们一定可以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左权还告诉母亲，抗战必然是艰苦而持久的，也只有持久，才能赢得这场胜利，他坚定地说：

1938年，左权参与策划的长乐之战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同年12月他被委任为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此时的左权已经完全成长成了一名出色的将领，可这样的左权却也让军队的将领们犯愁，因为他此时虽已经30多岁了，却一直是孤家寡人。当时的总司令朱德尤其为他的终身大事发愁，为此，他经常忍不住跟妻子康克清念叨：要尽快解决左权同志的“大事”。

1939年2月，属于左权的姻缘终于从天而降。

人都说：爱情是一瞬间的爆发，果然，2月的一天，左权便在台下观看一位中央巡视团女同志的讲话时，感受到了这种“瞬间的爆发”。只一眼，左权便觉这个台上发言的姑娘发了光。

可对于内向的左权而言，他怎会主动向这个姑娘表白呢？于是，他便一直珍藏这份喜欢，不敢轻易表露任何。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也早已经因为听过他的军事理论而对他倾心不已。

这个姑娘叫刘志兰，她比左权小了15岁，她有一副清秀的面容，即便身着西装，她的身材看起来也分外窈窕。

就在那次刘志兰发言时，台下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便眼睛一亮，她想：这个有才有貌的姑娘不正是嫁给左权的合适人选吗？为了慎重起见，康克清主动找到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商量，她两人一拍即合。

为了撮合他俩，朱德、彭德怀和夫人们连成了一体，为了给他们创造接触机会，他们甚至决定把前来巡视的刘志兰留在晋东南工作。

与此同时，朱德自告奋勇当起了月老，他一面试探左权的心意，一面开始和刘志兰做“思想工作”。很快，朱德便促成了这桩姻缘。

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喜结良缘。可革命时期的婚姻总在炮火声中，也正因此，他们的爱情绝不可能和寻常夫妻那般。婚后的第四天，刘志兰便和浦安修一起到沁县参加边区妇女组织工作，只在周末时，她和左权才能聚上一次。

这样的新婚，他们却无怨无悔。

1940年5月，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医院出生。可因为此时的抗战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所以左权根本无暇顾及母女两。

女儿不满百天时，因为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左权就不得不将她们母女两送离前线送回了延安。分别前，左权和妻子、孩子合了几张影。合影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的合影。

左权一家

就在这之后仅仅三个月，百团大战便在彭德怀、左权等的领导下拉开了序幕。从此时开始，左权和妻子孩子的沟通就只能依靠书信传递了。

这样的分别，对于年轻且刚刚生产的刘志兰而言是残酷的。这一时期，也是刘志兰最苦恼的一段时日。因为带着女儿太北，所以，她短期内无法回到原有岗位，只得留在保育院工作。想想，离开延安时，她还是女干部，可回来时，她却成了“保育员”，这样的落差下，她难免心有怨言。

另一方面，刘志兰也担心自己和左权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对于妻子的这些情绪，尚在同日本人作战的左权自然也能察觉。为了安抚妻子，左权一次次在信里做妻子的工作。在给妻子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写到：“志兰，亲爱的!紧握你的手!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当没问题了!”

每次部队发了从日军处缴获的营养品、药品，左权就托人带到延安送给妻子。除这些之外，左权还总会将自己买给女儿太北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捎去延安。

随着一封封家书的被送达延安，抗日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在后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左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对妻子说：“时局有变， 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 不必顾及我。”

这里的“大胆处理”，是今时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那就是：放弃女儿，将她送人。

左权和女儿左太北

做这样的决定是左权六亲不认吗？答案相反，这是他至情至性的体现，左权认为：她和妻子都是将士，在国家大义面前，都有舍弃小家顾大家的责任，所以一旦形势危急，他们都应该舍弃孩子去革命。

从这一句也可以看出：左权做出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1942 年，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十分艰难的时期。

当年5月，日军3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5月19日，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已转出外线，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却还在敌人合并圈内。

在兵力极少的情况下，左权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死时，他年仅37岁。死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快卧倒”。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念的依旧是他的战士们。

后来，在左权掩护下突围的总司令彭德怀在提及左权之牺牲时说：

在左权牺牲时，他给妻子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还在被送往延安的路上，在那最后的一封信里，他写到：

在这最后一封信里，他还向妻子描述了一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他说：

这样的画面，今天的我们早已视若稀松平常，可在当时，这对于向左权这样的将士而言，却是极其奢侈，甚至只敢在信里想一想的。

左权牺牲不久后的9月18日，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作出决定，把文开头提到的将军牺牲所在地“辽县”，改为“左权” 县。

左权牺牲整整7年后，左权的老母亲才在入湘部队去看望她时知道了真相：原来，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早已经在7年前便为国捐躯了。

因为种种关系，没有人和这位老人讲述左权牺牲时的惨烈景象。更没人告诉他，当时，部队曾为了保护他的遗体，不得已在他牺牲后将他满是弹伤的遗体藏进了灌木丛中，并盖满了青枝绿叶……

得知儿子牺牲后，左权母亲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了一篇祭文，祭文里，她说：

仅仅半年后，这位满心伤痛的老母亲便溘然长逝了。死前，她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儿子给她的一封封家书。这些家书后来都被交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人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大抵，如左权对母亲、家人和对国家这般。

左权家书

1950年，左权牺牲8年后，新中国为左权举行了国葬，他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英雄！

1982年，年42岁的左太北从母亲颤抖的手里接过了父亲给母亲和她的11封家书。此时，距离左权写就最后一封家书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直到打开家书时，左太北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仅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还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丈夫和父亲。隔着几十年光阴，左太北捧着家书哭成了泪人。

左权牺牲后，他的妻子刘志兰改嫁给了他生前的秘书陈守中。婚后，他们共同抚养了小太北。为了将烈士之女培养成才，他们几乎耗尽了心力。

后来的左太北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她和父亲踏上了同样的为国贡献之路。后来，她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

右一为左太北

作为烈士子女的左太北，终继承父亲遗志，成了一个一心为国的国之栋梁。

2019年6月25日，左太北带着对父亲的无限思念辞世，享年79岁。她死前，已经将父亲的遗志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教给子女。

晚年左太北

左太北相信：未来路，他们将代替自己和父亲继续为国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