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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原名左纪权，1905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在母亲的影响之下，他从小就形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

1924年，左权顺利考进了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并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的真实战斗，周恩来曾说过：“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就是从这场战斗之后产生的。”

同年11月，左权所在的讲武学堂被并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这一期虽然出现了号称“黄埔三杰”的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但左权也被肖楚女称为是“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

左权

在经过同学陈赓和周逸群的介绍，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批准下，左权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组织和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进步刊物。

1926年1月，左权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深造。在苏联深造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先后结识了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并详细系统学习了一系列军事理论，为他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由于左权不主动向王明靠拢，从而引起了王明的不满。

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几名在苏联留学的同志一起在宿舍里吃了一顿中国饭，被王明知道后，诬陷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

王明集团于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就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到了国内清算，左权成为了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撤销了他红15军军长的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

王明

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王明甚至大骂彭德怀：“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在太行山上创建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由于长期驻重庆工作，左权虽为副总参谋长，但他实际上承担的就是八路军前方总参谋长的职责。

不论被王明扣上什么样的帽子，左权作为参谋长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治军”、“建军”等许多建议，并总结出了与日军作战的八字方针“秘密、迅速、干脆、坚决”，堪称当时共产党内难得的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指挥员。

八路军指挥员合影

由于侵华日军的后方交通线频繁遭受到八路军的袭击破坏，他们从正面战场上抽调了大量兵力，兵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进犯。左权提出建议：“先打最狡猾的日军苫米地旅团，将有限的兵力分为三部分，利用长乐滩的地形优势布置成口袋状。”

等到敌人全部进入了口袋之后，左权一声令下，日军队伍顿时被八路军拦腰斩断成了数段。旅团长苫米地亲自率领日军精锐前来救援，又被左权提前安排好的部队截击。长乐之战共歼灭敌人2000多人，并缴获了大批辎重。

像左权这样能文能武的将军，就是把欧洲的二战名将都算起来，也是不多见的。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留下的高水平军事论著就有30多万字，无论在世界上的哪支军队中当参谋长，都是对个人素质的一种考验，而左权很好的履行了这一职责。

百团大战

1939年12月，山西太行山里的八路军总部接到了一封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发来的绝密电报：

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亲自策划的这一阴谋，自然引起了八路军总部的警惕，经过缜密的研究，产生出了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也就是百团大战。

就在百团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正在武乡、东田、韩壁一带作战，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左权来到129师视察战况。彭德怀对刘伯承、李达说：“这个日军岗崎大队坏透了，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他们。”

彭德怀前线指挥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1日，八路军129师的部队将日军岗崎大队团团包围，占据有利地形的岗崎大队凭借着20多门迫击炮、30多挺机关枪，同时空中还有20多架日军飞机，八路军连续冲锋了7次，伤亡达五六百人，依然无法接近日军的前沿阵地。

彭德怀看到这场围歼战打成了这个样子，对刘伯承高声喝斥道：“你是怎么指挥打仗的，还不赶快组织攻坚。”

一贯讲究战术的刘伯承对于彭德怀的这种“牛抵角”式的打法极不赞同，两人产生了矛盾。左权连忙先把彭德怀先劝到了指挥所外，讲了一些缓和局面的话，左权说：“彭总，部队等着指挥，我去组织再攻一次。”

彭德怀点头说道：“你去吧！”

左权

左权把指挥所设立在了离前线阵地只有一公里的山坳里，对385旅旅长陈锡联等人说：“即使是瓮中捉鳖，也不要太急，何况岗崎不是鳖，而是一头疯牛。对疯牛不能同它抵角，只有咬住它的脚筋不放。”

左权与陈锡联等人研究了被围困的日军有可能突围的方位，决定从386旅抽调来部分重武器加强防范。

左权制定的新作战计划确定以后，使八路军大大减少了伤亡，同时又将敌人咬得很死，使得日军的重火力和迫击炮发挥不了作用。这种“零敲牛皮糖”的打法，让日军死伤一个便少一个，放掉一枪便少一颗子弹，极大动摇了日军的士气，最终消灭掉了岗崎大队大部分兵力。

在战后总结这场关家垴战斗的教训时，刘伯承动情地流下了眼泪：“如果没有左权，战士们的血会流得更多。”

黄崖洞兵工厂

黄崖洞是位于黎城西北部海拔1600多米的黄崖峰上的一个天然大石洞，左权在这里亲自主持建造了当时属于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每个月生产出来的武器可以装备4个营使用，八路军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弹药供应，主要就是依靠这里。

左权带人仔细勘察黄崖洞的地形，把黄崖洞周围的山地划分了6个守备区，构筑了以地堡为主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在敌人可能进攻的地段预设了雷区，也为后来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1年11月7日，占据黎城的日军2000多人奔袭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紧急命令特务团和总部所有能够抽出的警卫部队，全部投入战斗，左权代表八路军总部发出了“保卫黄崖洞生命线”的号召。

左权对将士们说：“敌众我寡，敌明我暗，必须以静制动，稳字当先。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9架飞机，要通知部队避敌炮火，暗火力点不要过早暴露。”

黄崖洞保卫战烈士纪念塔

左权指挥的黄崖洞保卫战，八路军仅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对阵日军陆续增援的5000人兵力，激战8个昼夜后，八路军伤亡了166人，但也歼灭毙敌1000余人，创造了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的记录。

1942年春天，百团大战后接替多田骏担任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长官的冈村宁次对冀中平原实施了“五一大扫荡”，趁着八路军的注意力凝聚于冀中时，突然调兵转向太行地区，而在巍巍太行山上，也见证了左权将军的千古浩气。

在日军无数次以“杀光、烧光、抢光”为目的的扫荡之后，太行山百姓的日子已经极为艰难了，左权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

冈村宁次

5月25日拂晓，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困的还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

彭德怀和左权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以及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和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

在撤退的途中，总部警卫连要求护送左权先走，但被他一口回绝：“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的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在左权的亲自指挥下，使得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他和大家一道步行，突围的速度变得快了许多。

左权、彭德怀

警卫连长唐万成在护送彭德怀成功突围出去后，又返回来接左权，而此时也说明左权负责掩护断后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

作为战场上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左权完全可以迅速撤离战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左权拒绝了唐万成的要求，拿起手枪对着唐万成说：“你原路返回保护好彭总，彭总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毙了你。”

左权在做出了这个决定后，实际上也已经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在指挥突围的过程中，左权发现挑文件箱的同志还没有跟上来，急忙对警卫员说：“快去找到他们。”

左权塑像

看见警卫员迟迟不动，左权斥问他：“你怎么还不快去？”

警卫员回答说：“我要保卫首长的安全。”

左权说：“我没事，找文件要紧，你快去快回，我等你。”

很快，敌人又追上来了，发射的炮弹不停地在左权身边爆炸，他站在半山腰上高声指挥：“冲出山口就是胜利，部队在前面接应大家。”

就在此时，敌人发射的一发炮弹爆炸后，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他那只有37岁生命的热血，永久抛洒在了太行山的十字岭。

左权用生命保证了八路军总部的成功突围，也是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八路军最高级别的将领。

敌人退走之后，八路军总部的警卫连带领战士返回到了十字岭，找到左权将军的遗体就地掩埋。

左权将军遗体

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日军截获了八路军发出的有关“左权失踪”的电报，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十字岭挖出了左权的棺木，并给左权的遗体照了像后曝尸荒野，登在了敌伪报纸上。

一时间，日军的暴行让祖国的山河断然失色，中华大地一片悲哀，爱国人士复仇的呼声响彻了整个中国。

而让左权将军最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被王明扣在自己头上“托派嫌疑人”的帽子，直到牺牲的那一刻，都没有被摘除。他曾写信向党组织申诉：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

在朱德总司令的再三鼓励之下，左权的妻子刘志兰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

刘志兰的这番话，不仅是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纪念，同时也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