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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村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转移时，身上多处被日寇的炮弹弹片击中而壮烈牺牲。左权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八路军的最高将领，牺牲时的职务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曾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军衔。为了纪念他，他牺牲所在地山西省辽县改名叫左权县。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左权当年曾被打成“托派”，甚至连马夫都能参加的党内会议他都没有资格参加，而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直到他牺牲40年后才被取消。

毛泽东称他为“我的湖南小老乡”

左权，原名左纪权，幼名自林，号叔仁，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24年，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堂，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25年2月起，左权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先后参加了东征讨伐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闽西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闽西新十二军军长、第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副局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杨虎城为表示对中共的尊重及自己与中共合作的诚意，发报给中革军委，要求中共派一军事专家到西安共商西安城防及护卫中共代表团之事。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左权去最为合适。因左权系黄埔一期优秀学员并留苏5年，是一名正规军人，国民党那边的将领们都很佩服他。左权的西安之行，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们一睹红军将领的风采和实力，为我党我军争了光。毛泽东为此十分高兴，提到左权时，总以“我的湖南小老乡”相称。

国共合作成功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讨论部队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就这样，32岁的左权进入了中共军队最高领导层。以后，左权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叶剑英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得到朱德、彭德怀的赞扬。

1940年秋，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突破日军“囚笼政策”，取得巨大战果。1941年11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设下伏兵，经8昼夜激战，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此战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评价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将军

左权还是一个军事家，他具有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理论功底，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左权短暂的一生中，仅军事论著就有30多万字，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于1942年被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左权对战术问题特别是游击战术的研究颇有创新，“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他的游击运动战手段、“盘式打圈子”战术，深得毛泽东欣赏。从1939年至1941年，左权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多篇文章，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左权牺牲引全党全军悲恸

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同时又秘密派出两个精锐连队，化装成八路军，骗过了沿途的军民，深入太行腹地。这支日军的特种部队在发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后，立即调集重兵包围。面对数十倍的日军精锐部队，八路军总部机关干部战士趁黑夜分散突围。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村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转移时，身上多处被日寇的炮弹弹片击中而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左权将军牺牲后，八路军战士利用日军撤兵的间隙重返十字岭，买来附近老乡的棺木，将左权的遗体就地掩埋。没想到日军得到左权已死的消息后又杀了个回马枪，并在十字岭上到处挖掘寻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日军打开棺木后对左权的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对左权之死的消息大肆渲染。

左权（左）与彭德怀（右）在八路军总部。

左权牺牲，全党全军悲恸。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我党领导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大力宣传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党内军内主要领导人都题诗撰文纪念左权。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足以为党之模范”，“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赋诗一首《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德的《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

彭德怀撰写和手书了《左权同志碑志》，写道：“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林彪为纪念左权，写下一首长达百多行的抒情长诗《悼左权同志》，以“凌霄”的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

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左权，将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1946年，毛泽东批准在刚解放的邯郸建立以左权墓与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朱德亲自捐款300万边币在园内修建了“朱德桥”。解放后，一贯反对搞个人崇拜的毛泽东亲自批准保留左权县的县名。

位于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的左权墓

左权的家乡湖南醴陵市将城区几条大道分别命名为左权东路、左权西路、左权南路、左权北路。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朱德命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母亲，第一个去的是四野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后来是二野第十三军军长……从他们的嘴里，老太太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

留苏期间，被扣上“托派嫌疑”帽子

左权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却与其军事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权在留苏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为人正派，因而威信比较高，但因他从不主动向王明靠拢，引起王明的不满。1928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这件事后大做文章，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左权1930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等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销给他的处分。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

1940年4月朱德回延安时，彭德怀请朱德向上反映，说左权虽为副参谋长，但肩负的其实是参谋长的职务，仅凭这一点，从工作方面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正如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以后所介绍的：“从1932年到1942年，父亲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这封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然而，中央却一直没有对他的“托派”和留党察看问题进行明确表态。左权牺牲后，林彪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妻子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

湖南醴陵市的左权将军纪念碑

牺牲40年后才洗清不白之冤

左权的妻子刘志兰出生于1917年，她与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好友，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刘志兰从小生长在北京，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不仅如此，刘志兰博览群书，文采相当好，更写得一手好书法。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刘志兰到延安之后，在中共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与浦安修、叶群并称为“延安三大美女”。

1939年4月，经朱德介绍，刘志兰与左权结婚。婚后一年，她生下了女儿左太北。

左权牺牲后，25岁的刘志兰伤心欲绝，后在朱德一再安慰鼓励下，强忍悲痛，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渡过了悲伤时日后，她主动远离了丈夫生前的圈子，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但左权在她的心里永远是第一位。

左权当年和刘志兰结婚时，考虑到她年轻，没有将自己被污陷为“托派”的事情告诉刘志兰。直到左权牺牲后，刘志兰才知道丈夫曾被污陷为“托派”，并戴“罪”作战十余年。这件事从此后就成为了刘志兰的一个心病，她一直觉得还左权一个完整的政治生命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后，她一直为此事奔走，找了她能找的所有人，尽管事情一直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她却从不放弃。

1979年8月30日，刘志兰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对左权被王明路线打击一案予以平反昭雪。当年12月2日，解放军总政干部部给刘志兰复信说：“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是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1982年，刘志兰又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对他的“留党察看”处分。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该文件放入了左权的档案，但没有对外公布。左权终于洗清了不白之冤，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1985年，82岁的陆定一亲自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权传》写序，应刘志兰请求，陆定一在序言中将左权被污“托派”一事始末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左权的清白。

（本文曾刊发于《党史文苑》2013年5期、《晚报文萃》2013年第15期、2013年4月17日《三秦广播电视报》、《党史纵横》、《读报参考》杂志以及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康鹏，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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