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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为革命离家再未归,牺牲后妻子改嫁秘书,母亲七年后方知死讯

时间:2022-10-07 22:10:54 | 浏览:1073

左权是不朽的丰碑1942年,山西辽县被更名为左权县,为什么这个山西县城会更改成以一个湖南人的名字来命名呢?1949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六项规定”,其中就有一条是“不允许以人名命名地名”,那么,建国后,左权县为什么又没

左权是不朽的丰碑

1942年,山西辽县被更名为左权县,为什么这个山西县城会更改成以一个湖南人的名字来命名呢?

1949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六项规定”其中就有一条是“不允许以人名命名地名”,那么,建国后,左权县为什么又没有改回“辽县”的名字呢?

这一切,自然是跟一个叫“左权”的男人有关。是他用他令人心旌激荡的壮举,赢得举国上下的尊敬,保留这个地名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和尊重。国家和人民惟愿英雄长安,不忍心对他有丝毫的惊扰和冒犯。

左权,或许在今天的历史书籍中,就是一个一眼而过的名字。但他确实那个时代的伟男子,他的功绩和精神曾照亮了一个时代、激励了一辈人民,也应该、势必会被长久地传唱和继承下去。

左权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左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和符号,他更应该是一种流光溢彩的光辉、一种生机蓬勃的精神,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地陪伴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边。

他牺牲时,毛主席为之痛哭流涕,彭老总为之疯狂复仇……他是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更是让人高山仰止的精神高峰。然而,这并不代表左权将军是高高在上的,相反,他恰恰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热血男儿,只不过他以他刚硬的一面赶赴赳赳国难、直面生死,而把他柔软的一面深藏儿女情长、舍己为人罢了。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5年,牺牲时年仅37岁,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内外兼修的军事人才。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还曾留学过苏联伏龙芝军事院校,军事理论十分过硬,兼得中西之长。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派,在实战经验上,也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左权的军事造诣和前途原本是不可估量的。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天妒英才,上天让这个出身微寒的铁血将军英年早逝了,只留下许多让人泪目的遗憾和感慨。

左权将军陵墓

左权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世代务农。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前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是暴风雨之中的一叶小舟,是没有安全和保障的。左权出生一年后,家乡便闹了饥荒,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四处乞讨为生。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左权两岁时,他的父亲又因积劳成疾却无钱医治而撒手人寰。

左权在很小的年纪便成为了单亲家庭的贫困孩子,一穷二白、无田无地无劳动力,左权家的生活有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上天并没有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家庭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就在他父亲去世不久,左权的祖父母也因为承受不了丧子之痛,又对生活深感绝望,也相继过世了。

左权将军的母亲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不告而别”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人,左权的母亲只能咬紧牙关把自己变身成一个坚强的女汉子,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更为了延续5个孩子的生命。

她起早贪黑地忙碌着,时间对于她来说既廉价又宝贵,往往忙了一天也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她就是不敢停下来,她怕她只要稍微停一下,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就垮了。

左权的母亲逐渐变得十分沉默了,笑容,仿佛被她雪藏了一样,再也难见踪影了。她脸上呈现的是肉眼可见的皱纹和无穷无尽的愁容。年仅30岁,便驼了背、弯了腰、白了发,更让人沉重的是,她似乎看不到希望。

小小年纪的左权,看着母亲饱受生活摧残,心中自是十分难过,但他又能如何,他那稚嫩的小手还无力接过母亲肩上的重担。

青年左权

他只能尽力地为母亲去分担点什么,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希望能给母亲传递一种希望、支持和温暖。6岁开始,左权便在家乡附近的黄猫岭、大王山、桃子坡一带拾柴、放牛、打猪草、干农活……当然,这一切对于这个苦难的家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过早地承担了生活负担,贫困的家庭条件,使得营养充足对于小左权来说,简直是一件不敢奢望的事情。长期的营养不足,让左权看起来非常瘦弱。

但是生活的反复洗礼却让左权的眼神和心志格外地坚定和成熟,苦难,如果没有打倒一个人,那么它就会反哺这个人,使得他越来越难以战胜。

穷则变、变则通,苦得不能再苦的生活经历,让左权从小就树立了改变现状的理想,他不想让母亲和家人再忍受贫穷和饥饿,也不想其他和自己类似的乡亲们一直生活在看不到希望的黑暗之中。

左权纪念馆的宝贵照片

理想,它是人内心之中的一颗种子,它需要榜样的力量来催生它快速发芽。左权的榜样就是叔父左铭三。

左铭三是一个正直爱国的进步青年,也是醴陵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早在孙中山倡导革命的时候,他便敢为人先地对旧社会、旧思想说“不”,率先剪去了头上的辫子,也剪去了心中的“辫子”,追随时代形势,提倡拥护共和。

正是因为有了叔父左铭三的珠玉在前,左权从小便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他绝不愿意做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也正是因为叔父的躬身垂范,左权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他绝不能做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知识改变命运,求知成就人生,左权在年幼的时候便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9岁时凭借并不扎实的基础考进了陈家冲私立成城小学,这里的新式教育思想成了左权最好的思想启蒙,国文、算术、常识、歌咏、体操、手工等现代化课程让左权感到格外的新鲜而又兴奋。

左权一边甘之若饴地求知,一边忍辱负重地生活,生活的压力让他更懂得珍惜机会,也让他更向往光明。

革命英豪: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张自忠

1919年,新文化运动爆发那年,左权进入高等小学。与时代潮流的同步,并不意味着左权的求学之路更顺利,因为求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成本,对于本就一穷二白的左权来说,他的每一次前进,都必须在背后承受更大的困难。

当时,他家离学校相隔十余里,为了准时到校,他每天得早早起床带着中饭走路去学校。即便如此,天资聪颖的左权硬是自己的努力长期成绩名列前茅。当然,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每天也是同样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去干农活。

1922年,左权在叔父左铭三等的资助下考进了醴陵县立中学。中学阶段,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人的思想成型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左权不光在学业上大有长进,在思想上也有了真正的觉醒。

宋时轮将军

他开始了思考和寻觅通向光明的道路,也认识了一生的挚友——同学宋时轮。

宋时轮(后来成为开国上将)虽然比左权小两岁,但他更早接触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在宋时轮的影响下,左权也秘密加入了革命党。这才是典型的朋友之间的相互成就。

1924年底,18岁的左权和宋时轮等同时考进了广州陆军讲武堂,从而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求学之路、求知之路。但在左权挥泪告别母亲和故乡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挥手便是永生,这一辈子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故土之上。

不久,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左权也因此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群英荟萃、它兼容包并、它自由开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在这里百花齐放,每个学生都有自己选择信仰的自由。

在这样的气氛和条件下,左权博览而后决,通过对《三民主义浅说》、《苏联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等进步教材的研究,左权的思想再上一个台阶,离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越来越近。

左权与刘伯承元帅也早有渊源

1925年,左权联合其他进步军人建立了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后来几乎都成了国民党北伐的先锋。

左权也因为在蒋介石东征的过程中表现优异,被视为可造之材,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被选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鼎鼎有名的培养各兵种合成的军官培训高等军事学校,也是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和集团军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

在这里,左权如海绵吸水一样地拼命吸收理论知识,同时也结识了刘伯承等一大批优秀的同学,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后来和刘伯承合作翻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等书,被红军作为了基本军事教材。

左权将军并没有太多时间考虑个人问题

顺便提一下,在此期间,左权还吸引了一位留苏女同学,与她确定了恋爱关系。只不过,因为所谓的“浙江同乡会”一案,这位女同学害怕被牵连,为自保而与左权分手了。

多情总被无情伤,这段匆匆的感情却对左权影响极大,此后的十多年,他都没有走出来,一直保持单身。

“四一二惨案”之后,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红色政权。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始走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之路,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

在这种背景下,左权、刘伯承等被提前从苏联召回了国内。

伏龙芝军事学院

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左权25岁,距离他最初离家已经过去了7个年头。

也是这一年,他给久违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与长兄,我将全力奉献革命。”

从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左权一方面深深地惦记着母亲和家乡,一方面也做好了革命到底的准备,爱小家却舍小家,为的就是大家。

不久,左权受命来到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他学以致用,把自己的军事理论和革命实际进行完美地结合,同时还灵活地融汇贯通毛主席的游击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他的军事主张极大地减少了博古、李德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对红军的影响。

毛主席就曾对左权赞不绝口,说他是“吃了洋面包而消化了的”。

1933年,左权升任红1军团的参谋长,这让林彪、聂荣臻等人感到十分欢喜。英雄惜英雄,左权的到来让他们感觉如虎添翼。

此后,在红军长征、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中,左权出色的军事指挥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示,也得到了大家的深切认可。

左权写给母亲的家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全面爆发,新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早已摩拳擦掌的左权正准备大干一场,可也就在此时,左权获悉家中遭遇了重大变故,原来替他照顾母亲的哥哥去世了,一直照顾左家的叔叔也年事已高,左家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候。

自古忠孝难两全!面对家人的呼唤和革命的需要,左权抹去眼泪之后,用颤抖的手给要求他回家的叔叔左铭三回信写信,他说:

左权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而是他明白,他的家人需要他,但成千上万的受苦受难的革命群众更需要他。为了争取家人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他也在信中简单地介绍了我军的作战方针,以图家人对他、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

随后,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了。

左权和朱老总的题词

但左权终究是一个侠骨柔情的男儿,他终究放心不下家中年迈的母亲和那一片生他养他的热土,1937年12月,因担心家里的安危,左权再次在山西省晋南地区的洪洞县,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信是如是说:

这封信,他告诉母亲他必须留在战场,他相信自己的母亲会支持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向母亲做出承诺——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同时,左权还不厌其烦地向母亲解释,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艰苦而卓越的持久战,只要相信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一定可以获得最终的成功。他说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绝非出于追名逐利的私心:

1938年,左权参与策划了长乐之战,歼敌2000多人,并缴获大批辎重。同年12月他因功升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刘志兰

当左权在革命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成熟、越走越成功,组织对于他的个人问题也是日益关心。他把青春奉献给了组织,组织也应该把温暖照进他的生活。

在中共的领导人,尤以总司令朱老总格外为他的终身大事发愁,他甚至不惜经常跟妻子康克清念叨:“你得上点心,要尽快帮助解决左权同志的终身大事!”

1939年2月,属于左权的姻缘终于如期而至。最美的爱情就是因为在人群之中多看了一眼,1939年2月的一天,左权就多看了一个叫“刘志兰”的姑娘一眼。

刘志兰当时随中央巡视团到左权的部队进行革命思想的宣讲,在她讲话的时候,左权便毫无理由地觉得眼前一亮。

性格内向腼腆的左权当时也只是把这种惊艳的感觉当成了自己的单相思,他默默地隐藏着这种心动的感觉。殊不知,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个叫“刘志兰”的姑娘虽与他素未谋面,但是却早已对他久仰大名,甚至芳心暗许。

刘志兰比左权小了15岁,长相清秀,身材窈窕,更难得的是她身上有一种温和、知性的美,最是动人心。

左权一家三口的合影

被朱老总念叨很久了的康克清也突然福至心灵,暗想:这个有才有貌的姑娘不正是左权最理想的伴侣吗?为了证明这不是自己的错觉,康克清又主动找到了彭老总的夫人浦安修来交流意见,结果,两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当春风满园的时候,左权和刘志兰之间开花结果也只是迟早的事情了。为了撮合他俩,朱老总、彭老总和夫人们连成了一体,甚至决定刘志兰留下来工作。

朱老总更是急不可耐地当起了月老,他两边了解情况之后,得知两人都对对方颇有好感,便直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很快就把两人撮合到了一起。

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喜结良缘。但是,革命时期的婚姻总是伴随着聚散离合,无法像平常夫妻一样长相厮守。婚后的第四天,刘志兰便和彭老总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到沁县参加边区妇女组织工作去了,一个礼拜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回来和左权团聚。

但是,左权和刘志兰对这样的革命爱情毫无怨言,且彼此尊重和热爱。

左权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

1940年5月,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医院出生。此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到关键阶段的时候,左权无暇分身。甚至在给女儿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彭老总以“太行山之北”的意思代劳的。

待到女儿出生后,左权才抽空陪伴了妻子和女儿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就在女儿快要满百天的时候,日军对我军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形势紧急,左权不得不将她们母女两送离前线送回了延安。

分别前,左权和妻子、孩子合了几张影,但他们谁也想不到,这将是他们最后的合影。

与妻儿分别三个月后,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便在彭德怀、左权等的领导下拉开了序幕。战事无情,分身无暇,左权只能通过书信来保持和妻儿的基本沟通。

左权曾经写给母亲的信,其实也适合对妻子说

这种千山相隔、生死两茫的生活,对于年轻且刚刚生产的刘志兰来说是残酷的,毕竟这是她最需要丈夫照顾和陪伴的时候。同时,因为带着女儿太北,她短期内无法回到原有岗位,只得留在保育院工作。试想,一个朝气蓬勃、充满理想的年轻女干部,一下子从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一个人孤苦无助地支撑着,这是何等的艰难?

慢慢地,刘志兰甚至心里开始有了一点埋怨情绪。一方面她觉得自己没有活在生活应有的色彩里,一方面也担心自己会和丈夫拉开差距。对于妻子的负面情绪,远在前线的左权心里感到十分愧疚,但他也只能不厌其烦地安抚着妻子,给妻子做思想工作。

左权经常给妻子写信,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就说:“志兰,亲爱的!紧握你的手!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当没问题了!”

这种“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承诺和鼓励,让刘志兰的不安和不满,慢慢地烟消云散了。而且,左权还会经常把在部队里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日用品,包括从日军那里缴获得到的营养品和药品,托人带到延安交送给妻子。自然,左权也经常会给可爱的女儿带些花布、毛线、小衣服……

左权决定以身报国

家书一封接一封,炮火一阵接一阵,抗日战争的形势也一日接一日地更加紧张了。

前线的紧张形势,也让心中一直牵挂着妻儿又随时准备为革命奉献全部的左权内心充满了忧虑。他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时局有变, 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 不必顾及我。”言下之意,如果他有什么不测,刘志兰可以放弃女儿,将她送人,然后自己选择今后的道路。

爱有多深,心才有多决断,左权这么做并不是六亲不认,恰恰是至情至性的表现。他不想让妻女成为自己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羁绊,也不想让自己的安危成为妻女生活的羁绊。爱,是一种成全,是一种牺牲。

当然,我们也可以左权这种决绝的态度看出他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以死相博的。

左权将军殉难初

1942 年5月,日军3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八路军主力被迫进行转移。

5月19日,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已转出外线,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却还在敌人的合围圈内。左权为了掩护机关组织顺利突围,壮烈牺牲了,年仅37岁。

据左权的战友们回忆,左权在牺牲的前一刻,还时刻惦记着战友们的安危,只留下一句“快卧倒”,便倒地身亡了。后来,彭老总在提及左权的牺牲时,也十分痛心地说:“他本来可以冲出去,可是,他却没有!因为当时的十字路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他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左权的家书

在左权牺牲时,他给妻子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还在被送往延安的路上,在那最后的一封信里,他写到:“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他给妻子描绘的美好生活也来不及让妻子和女儿获悉,他说:“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 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所有的深情,在阴阳两隔之下,都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痛和遗憾。左权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里所有的情真意切,都成了那个时代最让人心灵震撼的悲痛和感动。

左权,让人永世难忘

左权牺牲不久后的9月18日,为了纪念这个让人敬佩的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他牺牲的所在地“辽县”改为“左权县”。

左权的牺牲对于刘志兰和左太北的打击无疑是无比巨大的,刘志兰后来在伤心欲绝的情况下改嫁给左权的秘书,而左太北则几乎被彭德怀元帅视为亲生女儿,抚养她、教育她;

左权的牺牲对于八路军来说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损失和伤痛,毛主席等领导人听闻左权的死讯后,无不泪流不止。性情刚烈的彭老总更是亲率大军,半夜对敌军进行袭击,消灭敌人的特种大队,为左权将军报仇。

公祭左权将军

但是,左权将军牺牲后,还有更让人泪目的一幕。那就是左权家中的老母亲在七年后才得知自己小儿子的死讯。解放军进入湖南时,左权的老母亲去部队打听,看看能否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问到最后却问到了儿子7年前便牺牲了的绝望。

为了照顾老人家的情绪,谁也不忍心告诉老人家,左权牺牲时的惨烈情景,更不忍心告诉她,左权牺牲时,情况危急,战士们只能把他满身弹伤的遗体藏进灌木丛中,用青草匆匆覆盖……

自从儿子走出家门那一刻开始,左权的母亲就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儿子早日归来,苦苦等了几十年,到头来,等到的却是一道死讯,甚至连一具尸体、一坛骨灰都没有等到,老人家肝肠寸断。

但是,英雄的母亲总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深明大义,她伤心,但她也为儿子感到自豪。她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了一篇祭文,写道:“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 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1949年9月解放军慰